暨大96歲老校友朱可常:真如時期的女地下黨,一生與黨緊密相連

發布單位:人員機構 [2019-07-26 00:00:00] 打印此信息

“決心終生參加共産黨!”一句簡短的話,铿锵有力,但難掩其中的青澀稚嫩。畢竟,那時朱可常才16歲。16歲的她用盡全力喊出“入黨的決心”,此後漫漫余生,她也用盡全力參與到黨的事業中,成長爲共産黨事業的中堅力量,知行合一,在艱苦卓絕的歲月裏,踐行著暨南人“忠信笃敬”的精神,留下了一個個閃光的足迹。

時間回到1939年,在上海延安中路成都北路,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位16歲的小姑娘,正快步走向光華電影院門口。她要去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。按照約定,那人手上拿著一本雜志。

这位16岁的小姑娘就是朱可常,暨南大學真如时期高一的学生。1939年在上海光华电影院与地下党的秘密接头,拉开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,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序幕。

(上海嶽陽路)

2019年7月15日,下午四點,尋訪“暨南精神傳承人”社會實踐服務團到達上海嶽陽路195弄,探尋時值96歲的老校友朱可常,在長達兩個小時的對話中,走進了那個動蕩不安的烽火年代,覓得暨南精神的軌迹。

(朱可常正接受采訪)

在暨大鑄造革命信仰,加入“地下黨”

從女學生到革命者,從文靜規矩到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,從只知埋頭讀書到心系家國命運,朱可常說,這一切,源于在暨大所接觸到的革命信仰。

朱可常在暨大附中就讀時,國民黨當局不允許進步活動。但她還是加入了一個校園進步協會——上海學生界救亡學會。據介紹,上海學生界救亡學會成立于1937年10月,由暨大留滬同學會、天津流亡同學會、留日同學救亡會、上海法學院留校同學抗敵後援會等抗日救亡團體聯合組成,是共産黨領導的外圍組織。

這是一個學生自治會,在這裏,學生除了自行組織學習、看書,還參加抗日救亡運動,如辦牆報、發傳單、演戲劇、唱救亡歌曲等。

當時朱可常便在戲劇組表演救亡戲劇,比如由學生自己創作、布景的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談及這一段經曆,朱可常說起印象最深刻的是《明天》和《抗日鬥爭》,在《明天》裏她擔任女主角,在《抗日鬥爭》裏,救亡人士全部被日本人打死的結局讓她難以忘懷。她說:“即使愛國人士都犧牲了,但愛國精神、進步思想一直在。”

那時的暨大,除了學生,老師也參與到救亡運動中,朱可常回憶道,大學部有一位叫做王文芝的生物老師,是一位華僑,在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下仍支持學生運動。學生之間也常常爲了不同的思想而打架。

在進步思想的熏陶與啓蒙下,朱可常在校期間就入黨,年僅16歲。她說,這是源于學會裏一位高二學長的引薦。

時隔多年,朱可常依然能記住他的名字,擔心記者聽不太清,她親自在速記本上一筆一劃寫出“刑秉樞”三個字。據悉,刑秉樞後改名爲林修德,是一位華僑,先後擔任中區學生救亡協會黨團書記、福建省第二屆政協副主席、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等職位。

那時,刑秉樞時常給她推薦共産黨、毛澤東的相關書籍,她認識到,共産黨是抗日救國的,是堅決爲人民謀利益的。

刑秉樞問:“你願不願意參加中國共産黨?”

她回答:“我當然很願意!”

朱可常解釋說:“我的父親就是一位老共産黨員,我願意走父親一樣的道路。”此後,她便開始寫入黨報告,表明自己對黨的認識以及爲什麽要加入中國共産黨。

後來,刑秉樞告訴她:“組織批准了!有人找你談話。”

朱可常回憶道,和她接頭的是一位女共産黨員,年齡相對大很多,剛從蘇聯回來。最後朱可常在自己的家中完成入黨儀式。她說,雖然當時家裏沒有黨旗,但是她心裏有一面黨旗。

據了解,那時的朱可常數學、化學、英語等功課都很好,用她自己的話說:“功課好,在同學當中才有威信,才有機會加入共産黨。”

入黨後,黨組織每周都開會,主要傳達黨的指示,宣傳黨的思想,以及交待需要做的工作,強調“抗戰一定會勝利”。朱可常坦言,自己被黨艱巨而光榮的事業所感動,她感受到了黨的先進與偉大。在中區救亡協會工作時,她還不遺余力地介紹了五六位優秀人才入黨,壯大黨的隊伍,發展黨的事業。

一生與黨緊密相連

“在暨大加入共产党,对我影响很大。” 朱可常告诉记者,从1938年到现在,80余年,她都紧紧围绕着党的事业开展工作。

在中区救亡协会工作后,朱可常成为了学生届共产党女中区区委书记。1942年,被叛徒出卖后身份暴露,被调到解放区,再到长江以北的上海抗日民族根据地,担任县委民运部长,组建民兵游击队,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税斗争。据不完全统计,在此期间,她共带领发动3000人参与保家卫国的解放战争,发展党员六七名。“这是基于在暨大时,参与学生运动的领导经验。” 朱可常说。

1949年,上海解放。但她沒立刻回上海,而是到了南通工作,擔任地區的青年團書記。1952年,“三反五反運動”時期,朱可常被調回上海,擔任華東紡織工業黨委宣傳部部長,後又爲上海市委輕工業部辦公室主任、虹口區區委書記。

再後來,朱可常遭受了兩次批判。1957年,反右派運動開始,黨內進行整風運動,朱可常的區委書記職位被撤銷,降任爲某工廠副廠長。1962年,“七千人大會”召開,她得到平反,成爲歌劇院院長。自此在文藝界工作長達三年。

1966年,文化大革命爆發,朱可常第二次遭到批判,被關在單位裏。單位有個琴房,她便整日與琴爲伴。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,她先後到文化局、上海舞蹈學校工作,帶領過芭蕾舞團隊出國表演,後來又在宋慶齡創辦的中國福利會工作,時任中國福利會黨組書記、副秘書長,主持劇團、醫院、出版社、少年宮等工作。宋慶齡逝世後,經中央安排,朱可常于30日上午赴京,參加宋慶齡的治喪活動。

一路走來,雖跌宕起伏,坎坷不止,但朱可常仍然保持樂觀堅強。

談到她對黨的認知與情感,她說:“黨一路走來不容易,未來會越來越好。我希望我們的國家更加自由、民主。”

(朱可常正在看報紙)

采訪結束後,朱可常坐在沙發上,從旁邊堆疊的報紙和書籍中拿起《參考消息》的報紙。照顧她的阿姨說,“她平時喜歡看報紙,了解國內外新聞。另外,她每晚都會用電腦,和孩子聊天。”

活到老,學到老。已入耄耋之年的朱可常依然保持學習的態度,這也是爲什麽在整個采訪過程中,她都能保持著清晰的思維,一一羅列要點講述。當然,她傳遞的不止這些,還有無限的溫暖。當記者在速記時,她會在說完一句話後,停留一小會,探身確認記者寫好後,才繼續下面的內容。現在回想起來,仍是滿滿的感動。

待到臨走時,朱可常和采訪團的四個人一一握手。她的手裏,有老校友的溫暖,有黨奮鬥的曆史,還有暨南人的精神。

(采訪團與朱可常合影留念)

(新闻中心学生记者 文/蒋琴 ?图/陈思蓝、蒋琴)